在世界稀土产业圈中，一个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故事颇为引人注目。据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对于内蒙古稀土资源的了解尚不够充分，而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日本却要求高价购买包头钢铁厂的矿渣。此事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对此做出详细的调查。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日本方面的目的，我国科学界当时还没办法提供完整的解析。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笔看似合算的买卖。事后看来，这个决定极大地保护了我国的稀土资源。
在当时科学界看来，周恩来总理作出如是决定，首先是因为他熟悉包钢，对其资源了如指掌包钢是周总理生前唯一为其剪彩的钢铁企业；此外还因为一位中国科学家已经在十年前证明，在这些“炉渣”中蕴含着价值巨大的瑰宝。
这位科学家，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近代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邵象华先生。邵象华，浙江杭州人。这位冶金专家从小就天资聪颖，因此在中小学不断跳级，以至于大学毕业才十九岁。1934年他考取第二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冶金，1937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此后在科研和建设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邵象华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已经对包钢的“炉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确切地说，当时他是在钢铁研究院院长陆达的安排下，前往包钢考察其平炉炉渣的再开发问题。此时，包钢已经积存平炉渣二十万吨，保存很难，丢弃又总觉得其中似有些特别价值。邵象华的到来，初步为这批神秘的矿渣确定了第一个价值他和相关工作人员从矿渣中发现了品质很高的铌，进而制造出当时我国非常需要的铌锰高强度低合金钢。
这种合金钢对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梦寐以求的金属，钢材加入铌后，可以细化晶粒，在提高钢材强度的同时，还能够改善钢的韧性。加入少量的铌就可以轻松又有效地提高碳素钢的屈服点和抗拉强度。在相同强度下，这种钢材比普通碳钢轻20%~30%，抗锈蚀能力也得到增强。它的用途广泛，可以用在汽车、拖拉机、起重机，以及别的需要承受大应力的结构上，价值很高。
能够制造出这样的钢材已经令人欣喜，更重要的是，邵象华先生研制出的合金工艺可以直接用来生产，成本颇为低廉。能够产生成果并不是特别容易，能够产生可应用于实际在做的工作的成果，更不是普通学者可以办得到的。从此以后中国开始大批量生产这种钢材。事实上，1960年前后，邵先生已经多次发表关于铌合金方面的论文，这次在包钢的工作可谓有备而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经派遣一批学者对原绥远省内包头等地的矿产进行详细调查，虽然这支勘探队最终在傅作义将军发动的五原之战中遭受池鱼之殃，基本被歼灭，但他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交日本本土，让日方对这里的矿藏十分垂涎。邵先生的成果初步发现了包钢“炉渣”的价值，也让它开始为我国的建设服务，可说让日方的筹谋遭到一记闷棍。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对于稀土资源的认识和研究逐渐加强，最终变成全球稀土大国，这些早期工作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邵先生在冶金方面的成就，最初与抗日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简直堪称“抗日专家”。
1942年，抗日战争最需要钢铁的时候，邵象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于四川綦江指挥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新型平炉炼钢厂。这座碱性平炉是除沦陷区外的全国最大平炉，一度被称为中国战时工业的骄傲。
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邵象华接受任务前往接收鞍山钢铁厂，使这座在战争中满目疮痍的钢厂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初，国家铁路运输急需冷铸车轮的特殊铸铁，邵象华与留用的日本高级工程师讨论这一问题，对方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说：“你们中国人能搞成，我就向你们磕头。”结果，邵象华巧妙地利用该厂原有的“预备精炼炉”一次试炼成功，从此鞍钢成了铁路用冷铸车轮的专门供应厂。
这样一位堪称功勋卓著的学者却有着为人低调的风格。上个世纪90年代一次报告会中，有记者忽的发现邵先生赫然坐在台下，于是激动地上前采访，问先生道：“研制铌合金钢是不是我国最早对稀土的利用？”邵先生听了微笑，首先澄清铌本身并不是稀土，而后将稀土家族十七个成员娓娓道来，深入浅出，给在座的记者们上了一堂难得的科学普及课，大家事后纷纷议论，说如果教授们都是邵先生这样，记者也可以去当研究生了。
事后发现，尽管铌不是稀土金属，但邵先生在稀土研究方面也是很有贡献的。他曾经在大冶钢铁厂主持了通过添加稀土金属研制新型炮钢的项目，其研究成果通过了军工部门所提出的所有指标，至今是中国军工行业重要的技术储备。
2012年，年届百岁的邵象华先生与世长辞，但先生的一生，仿佛都在告诉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