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同时也是高能耗、高排放行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和挑战。当前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有什么进展，绿色低碳发展中有哪些难点、痛点，金融机构在支持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中有哪些经验做法，未来金融机构如何在绿色金融这一重点领域攻坚克难、构建面向能源供给体系战略性优化调整的绿色金融体系？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于建忠（三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黄希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国金融交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两位专家。
《金融博览》：于教授您好，很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钢铁工业是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近期您进行了“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与金融业支持”的专题调研，请问您开展此次调研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
于建忠：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美丽中国、推动绿色发展作出全局性部署，奠定了未来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的基础。其中，绿色发展的目标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当前，我国绿色实体产业政策与绿色金融政策正加强完善，逐步构建起了自上而下、从实体到金融的绿色发展政策体系。
如您所言，钢铁工业是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自1996年粗钢产量首次跃居世界首位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消费国、净出口国，以及主要进口国。按照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钢铁协会的统计数据，2022年，我们国家粗钢产量达10.13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54%，也就是说，我国的粗钢产量显著超过了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产量的总和；当年以粗钢产量排名的全球前10大钢铁企业中，有7家是中国企业。国内需求是中国钢铁生产和消费的最主要驱动因素，使用钢铁最多的下游部门包括建筑、机械、汽车、集装箱等。可以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地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是推动钢铁工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反过来，钢铁行业的成长和壮大也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最基础的“骨架”。
钢铁工业还是我国制造业31个门类中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在全部行业中仅次于电力，碳排放量常年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以上，因此，要实现“30·60”目标，全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2022年2月，工业与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钢铁行业高水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增强创新发展能力、严禁新增钢铁产能、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有序发展电炉炼钢、深入推动绿色低碳、全力发展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大幅度的提高供给质量、提高资源保证能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提升开放合作水平”12项主要任务。同年8月，钢铁行业低碳工作推进委员会正式对外发布《钢铁行业碳中和愿景和低碳技术路线图》，明确了中国钢铁工业低碳转型的六大技术路径，即系统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流程的优化创新、冶炼工艺突破、产品迭代升级和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以及实施“双碳”转型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在2030年之前积极地推进稳步实现碳达峰，2030年至2040年进行深度脱碳，2040年至2050年冲刺极限减碳，2050年至2060年推动碳中和。考虑到中国钢铁行业的庞大体量，对照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且资金需求巨大，所面临的挑战不容低估。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践行绿色金融是金融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的具体体现。在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下，绿色金融能够最终靠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这是绿色金融的核心理念。当前，需要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为钢铁行业“减碳、低碳、零碳、负碳”活动拓宽绿色融资渠道，提供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在我国，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主体，必然在钢铁行业“双碳”转型的金融支持中扮演重要角色。商业银行中数量最多的是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法人中小银行。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大量与钢铁、建材、石化、火电等传统重排放行业相关的“棕色资产”。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第一阶段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未涵盖中小地方法人银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小银行面临的气候风险压力可能总体上还要高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因此，大力研究和发展绿色金融，支持钢铁等传统“棕色”产业完成绿色转型，同时让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变“绿”，对中小银行而言，既是践行金融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谋求自身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融博览》：您认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面临哪些难点，要说明保障机制和支撑体系？
黄希韦：中国钢铁行业正处于零碳转型的起点，挑战最重要的包含：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且价格低，是炼钢主要的组成原材料和燃料；炼钢工艺以长流程钢为主导，且产能设施较为年轻。为了推动绿色低碳，中国钢铁行业正在积极地推进产能置换、超低排放和极致能效三大钢铁工程。但中国废钢资源不足、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能源禀赋，决定了中国钢铁工业以高炉转炉长流程为主的现状还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从全球行业发展看，钢铁零碳转型的技术路线相对清晰，但大规模部署低碳炼钢技术仍面临重大挑战。据国际组织“可行使命伙伴关系”（MissionPossiblePartnership）2022年的测算，与现存技术相比，低碳和零碳炼钢新技术直到2050年仍有成本劣势，而未来10年内，部署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于现有钢铁企业而言，成本增加可能高达90%。钢铁生产设施的投资周期一般为20年。一般来说，只有现有设备临近投资周期末期时，企业才会开始投资于新设施，低碳技术大规模应用可能要到2025年或更迟之后方有望开始。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钢铁行业产能更为年轻，部署新技术会造成更多资产搁浅，沉没成本相应更高。在可预见的未来，与使用传统工艺生产的钢铁相比，如无公共政策调节（财税政策和政府采购鼓励、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等），使用低碳和零碳技术生产的钢铁仍将有显著的“绿色溢价”，不见得是下游钢铁用户、终端消费者愿意或有能力承受的。此外，钢铁特别是粗钢高度同质化，钢铁行业高度顺周期，钢铁市场高度成熟且全球化，钢铁企业特别是粗钢占比较高的大型传统钢铁企业，一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赚取经济利润，只能获得平均利润，成本即便轻微增长，钢铁企业也将承受利润和市场占有率损失的重大风险，导致先行采用低碳和零碳新技术的钢铁企业可能处于“先行者劣势”的尴尬境地，对钢铁企业及早布局低碳转型形成逆向激励。
钢铁行业的“双碳”转型取决于能否解决低碳和零碳钢铁的“绿色溢价”问题，这需要多方协作和政策支持共同发挥作用，在财政和金融领域，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创新。中国钢铁业脱碳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如何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解决长期存在的钢铁企业杠杆率高、现金流差和利润率低的问题。目前相关的财政、税务和金融支持尚未完全到位。总的来看，钢铁企业难以以优惠条件获得贷款或别的形式的债务融资，因此一定要通过别的形式来利用长期资金市场和管理现金。行业探索的潜在途径包括成立行业基金、推动创新企业上市、下游供应商注资和开展所有权改革、引入新的合作伙伴等。
二是财政政策支持。从国际经验看，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消除“绿色溢价”、激励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包括为研发投资或支出减税，在政府采购中第一先考虑进行绿色转型的钢铁企业，以及直接提供补贴等。在我国，财政部于2022年5月发布了《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综合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税收调节、多元化投入、政府绿色采购等政策措施做好财政保障工作”，并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
于建忠：我们的调研从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需求，以及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地方法人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的双重视角，系统开展绿色低碳行业与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研究，审视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及其金融支持，探讨在我国现有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产品体系内，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地方法人商业银行如何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通过信贷、投行、金融市场、资产管理等业务领域的综合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钢铁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并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难点提出政策建议，从而为新发展格局下有效提升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和促进“30·60”目标实现、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现路径。
同时，我们也研究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当前的一些做法，例如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PPP）的绿色银行（greenbank）模式，以及近期欧盟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别的金融业态及钢铁行业下游用户的风险分担和合作模式，为新建绿氢炼钢厂提供优惠利率债权融资的案例，能够对我国加强完善和丰富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箱有所启示。
《金融博览》：这些调研成果给其他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和金融机构带来哪些有益的借鉴？